大外毕业生、原驻埃及大使刘晓明。

　　“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强，功底扎实，在同等院校中被录取人数遥遥领先。”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刘光源、新闻司新闻发布处副处长刘禹同这样评价大外的毕业生。

　　“听说能力强，综合素质高。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毕业生选择外交部。”外交部干部司考试录用职称处处长张伟向大外的毕业生发出了邀请。

　　外交官的“扫雷”嗜好

　　李嫦竹是大外2005届法语系的毕业生，现就职于外交部高翻部，不论现在工作多么繁忙，她依然坚持早起听法语广播RFI，这对她来说早已成为一种习惯。“我大学的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每天早上定时起床听广播、晨读。”李嫦竹说。

　　说起大学时代的晨读生活，现在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的刘经伟记忆犹新：“那时我们这些大外的学生总被附近的居民称为‘扫雷工’，因为学校东山宿舍到教室之间是一段长长的山路，为了充分利用这段走路的时间，很多学生都塞个耳机，手里拿个收音机，拉着长长的天线，目不斜视，神情专注地听外语广播。居民说，我们的神情就像抗战时期的扫雷工作者。他们开玩笑地说，大外学生天天都‘扫雷’！”

　　当上外交官的刘经伟现在的工作强度很大，值夜班也是常有的事，可不论工作强度多大，他也没扔掉在大学时养成的“扫雷”习惯，听外语广播已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大学养成的‘扫雷’习惯对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帮助很大，就是因为天天都‘扫雷’，才让我们有了良好的听说能力，为现在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”

　　“学语言就得多听多练。”李嫦竹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工龄，但她已经完全适应了外交部高难度、高强度的工作。很难让人相信的是，在上大学之前，李嫦竹一直学习的都是英语。能在四年时间里熟练掌握另一门外语，并且考进外交部，这不能不让人称奇。而李嫦竹却说，她并不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。“在学校时，我们寝室的人经常是5点多就起来晨读，每天早上校园里都挤满了人，花坛边，草坪旁，图书馆前，甚至是墙角旮旯，到处都是抱着外语书放声朗读的人，不论是炎热夏天，还是数九寒冬，这种盛况从不会间断。并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，可看到身边的师哥师姐一个个都这样，我们也就养成了晨读的习惯。后来才知道，这种传统在大外已经有几十年了。”李嫦竹说，那时候觉得挺苦，现在才知道，这种习惯让我们受益终生。

　　想念十来斤重的书包

　　同为大外2005届的毕业生，刘思攀现在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。面对每天厚厚的待处理文件，刘思攀很少愁眉苦脸，她说，在大学每天都背着十来斤重的书包，一门课的教材我们有三套，这让我在大学就练就了超强的阅读功力。和上大学时的阅读量相比，现在这些已不算什么。

　　刘思攀的专业是日语，回忆起大学的学习生活，刘思攀说：“本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轻松了，可是没想到比高中时还累。”

　　刘思攀和李嫦竹一样，上大外以前一直学英语。四年时间就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，并且成为外交官的看家本领，这不能不让人称奇。问起原因，刘思攀告诉记者：当其他学校日语专业的同学还在为一套教材抓耳挠腮的时候，她们用的却是三套教材，这是学校为了扩大知识面，锻炼阅读能力而专门设定的特殊课程体系。“想想一个科目同时用几套教材学习，真是很累。”刘思攀告诉记者，“因为教材多，我们只能自己挤时间学习，刚上大学时，我每天都要学到晚上11时，在大三和大四的时候更加紧张，差不多每天都要学到凌晨一两点钟。我们每天上课时都要背上一个大书包，除了装一本两斤左右重的字典，还有三四套教材、练习册、练习本，整个书包加起来有十来斤重。”

　　“通过对三四套教材的学习，我发现自己对语言的应用能力明显增强了，知识面也自然而然地拓宽了。”现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大外毕业生张军鹏说。

　　37位大外毕业生走进了外交部，工作上他们渐渐步入正轨。当很多在校大学生对他们的工作投来钦羡的目光时，他们还怀念着大学的吃苦生活。在电话采访的过程中，受访的六个人共同强调了一句话：学外语是件苦差事。

　　受益最大的是语文课

　　“很多人认为，做外交官一定要精通外语，而无需精通中国文化。可是进入外交部才知道，其实部里非常重视个人的中国文学修养。”外交部礼宾司的大外毕业生张军鹏说，现在想想，能进入外交部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语文课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在我们大外，每周有四个课时的“大学语文”，超过了外语听说和外语写作等专业课所占学时。这对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底蕴起了很大作用。

　　工作近一年，刘经伟意识到：想做好外交工作，一定要打下中国文化的根底。他想起了母校对他的培养。刘经伟说，在大外，几乎所有老师都有在国外生活学习的经历，他们在向我们介绍国外文化风情的同时，还不断向我们传授中国文化对从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。记得当时我们学校还专门组织老师编写了英文版的《大学语文》，里面的内容都是讲中国的文化，包括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，将中国文化渗透到外语学习当中，我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就是从这本书上学的。